我国情感类节目的发展现状

分类：文献代码    更新时间：06-27    来源：网络

  近几年来情感类节目作为一种新型的节目类型在银幕上快速走红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新宠儿。相比于以前各类传统的访谈节目情感类节目更关心的是普通人情感生活。在名人无隐私的媒体大环境下观众已经对无数次曝光名人感情隐私的节目产生了厌烦心理，此时媒体大众抛出有关普通人的生活隐私话题恰逢抓住了大众目光。错综复杂的男女情感问题，矛盾重重的婆媳问题，难以均衡的遗产分配问题等等这一系列我们身边的故事引发了群众的讨论热潮，带来了新的收视热点。

情感类节目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节目形态，而是对其表现内容、体裁、角度以及表现方式进行的一种概括性界定。情感类节目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人的情感世界，包括普通人和社会名人，弱势群体和成功人士，关注人的命运、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通过主人公或当事人表达、参与、交流、互动等方式，辅之于媒体的技术手段，创造一个体现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的平台，满足受众的一种精神需求[1]。

我国的情感类节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是出现在报纸上，逐渐发展到广播和电视节目当中。1998年湖南卫视推出的《真情》被大众认为是情感类节目开先河之作。《真情》以其独特的定位、全新的形式使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也为之后的情感类节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真情》之后，国内的情感节目遍地开花，且大多仿照《真情》的节目形式。在经历了这一阶段的模仿期之后，情感类节目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数量和质量都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节目的兴起移开了观众的视线。

2007年，江苏卫视以“正在发生的事件，共同经历的情感”为口号推出了情感节目《人间》，迎来了我国电视情感节目的大反弹。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调查显示开播第一周，《人间》即成为全国卫视的同时段、同类节目的双料第一，三周后更是持续占据全国卫视同时段所有节目排行榜的第一名[2]。与此同时，各卫视的情感类节目纷纷登场，如北京卫视的《幸福秀》，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湖南卫视的《8090》等等。

近年来，情感类节目取得了良好的发展。首先，它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记录、讲述、探访、演绎等形式丰富了节目的观赏性。其次，它将关注的对象从公众人物更多的转移到百姓身上，准确的把握住了观众的收视心理，离开遥不可及的明星生活，人们更愿意去关注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如今，情感类节目遍布各大卫视，成为电视荧屏上的生力军，更成为各家卫视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武器。

总而言之，情感类节目的发展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类节目类型和数量日益增多且成为栏目发展的重点；第二，情感类节目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第三，情感类节目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节目质量有待提高。

随着情感类节目数量的增多，各栏目在相互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目内容边缘化。边缘化现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通俗点来说就是“非主流”，即它是被主流人群的情感文化、意识形态所排斥、所不包容的。具体表现为：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将一些非主流（甚至畸形的、负面的）情感冠冕堂皇的搬上荧屏，比如姐弟恋、老少配、第三者插足、弥天大谎等等[3]。

2．节目内容低俗化。低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低级庸俗，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认为，低俗违背了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已不属于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情感类节目中低俗化主要表现在过于渲染性、暴力等。一些节目以“性”为看点，吸引观众的眼球；以“暴力”为噱头，挖掘人性之恶[4]。

3．节目内容苦难化。节目中刻意放大悲情、苦难，满足观众共情、窥私、自我安慰的心理需求，产生视觉冲击。当下很多情感类节目的题材涉及社会救助，其中就有不少人找契机、找噱头趁机炒作[5]。

4．情感调侃使求助人尴尬。一些情感协调、沟通类栏目为了增强节目的可看性，大打娱乐牌：邀请一些明星做嘉宾，让他们通过自身的情感经验对当事人的情感问题进行讨论。但一些明星嘉宾缺乏基本的心理知识、乐于发言不善于倾听，很难从专业的角度给当事人中肯的建议，很难从专业的角度给当事人中肯的建议[6]。这种评论时的语言不当或者随意调侃，很容易造成当事人的尴尬。

5．节目中的二次伤害。在西方新闻界，“采访悲伤的人”常常被记者们认为是最害怕的采访任务，被命名为“侵扰伤痛”。在私人情感节目中，媒体介入当事人的矛盾冲突也很容易造成“侵扰伤痛”，造成情感事件中的二次伤害[7]。通过媒体对某一感情事件进行全程记录追根究底，把故事的前因后果展现给观众，虽然能吸引大众，但是对受害者来说镜头忽然闯进他们的生活有时候甚至要求对受害经过进行再次描述，这会加重受害者的伤害造成二次伤害。

6．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害。某些节目为了“吸引眼球”，并不满足于“展示情感”，而更热衷于“挖掘情感”，特别是私人情感中人们极力保护的部分[8]。情感类节目中关注的情感问题必将要对情感进行发掘，但情感往往存在着极大的隐私性，这就关系到一个度的问题。2007年10月，某期《大话爱情》倾诉人的前夫对倾诉人及节目频道所属公司提出诉讼，认为倾诉人在节目中泄露了其生活隐私并造成名誉侵权，虽然法院最后判定为败诉，但还是对节目编导敲响了警钟。

7．节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情感类节目的真实性问题是节目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从古至今，有效交流的前提条件就是真诚和真实。有些情感类节目为了一时的收视率而去盲目地迎合观众猎奇的心理，想方设法地以种种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去吸引观众的眼球，甚至到了聘请编剧、演员的地步。还有些情感类节目虽然不是编造故事情节，但由于并未了解全部的事情真相或仅仅采信了一方当事人讲述的状况，记者或主持人就对某些情节元素任意猜测，并做出评价和结论，这也会误导观众，影响节目的真实性[9]。

导致以上缺陷的原因分析：

第一，媒体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在情感类节目数量日益增多，种类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要想在市场上占得先机，必须迎合大众的喜好。一些电视栏目正是抓住了观众猎奇的心理，而不顾节目本身的定位，一味追求收视率，忽略了电视节目的社会效益和公益效益。于是，节目的娱乐功能增强，热衷提高收视率的动机便转化为将过去属隐私的话语公之于众以吸引受众，有的节目为了求新求奇更是不惜将他人的隐私“放大”给观众看[10]。

第二，媒体人自身的职业修养不高。作为一个电视媒体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栏目会给观众，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特别是现如今电视的观众趋于低龄化，电视节目会给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媒体人应该提升自己的职业修养，让电视节目发挥它本身积极的影响力。

第三，缺少严格的规章制度。新闻职业道德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的同时，新闻职业道德的价值导向机制又处于空缺状态，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的价值导向目标过高，而与之相应的措施力度却不够[11]。

针对情感类节目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措施：

第一，发掘不为人知但不可或缺的人。也就是说框选的这类人群应该是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没了这样一批人，社会机制很可能无法启动、或运行[12]。例如：美国曾经一度火爆的情感节目《职业》所选择的情感对象是“最脏最累职业中的工人”，节目探寻的是这群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情感经历。正是这样一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人群才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不为人知的情感能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第二，选取大群体的“小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都有不同的身份，你可以是孩子或者父母、老师或者学生、警察或者囚犯，当人处于不同身份时，就有属于那个身份的经历和情感[13]。比如说《临行会见》记录的是即将被行刑人的感情经历，中央电视台的《实习生》关注的是实习生团体的生活状态，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三，找出有“群体影响力”的人。就是选取社会大众中有影响力的人群为对象[14]。比如说标志性的栏目《感动中国》就是涉猎名人情感，讲述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这类人有榜样、表率的社会功能，对大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像这样具有榜样力的好人、好事、好情感除了能打动人心，更能影响人心，容易引起共鸣。对社会大众起到了触发上进力的作用。

第四，以现场直播来凸显真实情感。要构建健康良性的电视发展之路，就要突出情感类节目中所创设的真实的情感环境，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现场直播。在积极提升主持人和编导应变能力的基础上，围绕情感主题，对于情感话题的尺度把关，可以通过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观众的知情欲[15]。在节目现场通过对主题和主人公的情感展现，将其细微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相结合原汁原味的展现出来，在节目的组织过程中营造鲜明的主题方向，主要突出在道德伦理、法律意识、情感培养、道德培养等方面的内容，使观众最大限度的接近情感真实。

第五，媒介自律提升引导品味。在情感类节目中新闻人要注意自律，对于情感隐私等，要在关注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个人隐私并加以严格的保护[16]。全面增强媒介自律意识，媒介从业人员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勇于担当，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在提高法律意识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素养，提升专业知识，形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能量。全面了解和把握媒介的社会功能，处理好个人权益、媒介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减少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第六，以人文关怀强化社会环境强化社会责任。情感类节目，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起点就已具备满足受众精神需求的前提，促成了人文关怀和思想的双重传播[17]。在情感类节目中要注重人文关怀的运用，不能只着眼于获取电视收视率，在对弱势群体的采访过程中要以真实的情感唤醒社会责任感，激发观众的爱心，将社会、政府和媒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关注弱势群体，以此改善弱势群体的困境，帮助他们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也体现了对他们心理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尊重，这是人文关怀的高层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