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生来唐促进文化传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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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唐朝留学生教育体系逐渐完善

日本留学生来唐后，在生活方面能得到悉心照顾，在学习方面有严格的制度约束，这使得留学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中国的教育模式，并在学习期间获得更多的技能。留学生到达长安能够尽快安顿好并融入当地生活，鸿胪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鸿胪寺负责接待这些日本留学生，并且在其学习期间给予衣食住行方面的资助，“馆而以礼贡之”[（）《大唐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卷18《鸿胪寺》]。这些留学生也需要在鸿胪寺登记上学籍才能正式进入国子监学习。在学习期间，日本留学生入乡随俗，不仅与中国学生学习一样的内容，在生活方式方面也和普通的中国学生没有差别。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体系。鸿胪寺充任了留学生管理者的角色，而国子监充任了留学生教育者的角色。

 唐朝对留学生的管理十分严格。有专门的人员对来唐的留学生进行筛选，选择合格者进入国子监学习，并且进入国子监学习后也要继续进行考核。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大致分为三种，一类是致力于长期研习大唐文化的“学问生”，一类是在来唐之前已有了些成就需要升华的“请益生”，还有一类是随遣唐使一同来去的“还学生”。国子监会根据这三种分类，以留学生个体差异为依据进行分类教学，显示了唐代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一般来唐的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后，大多要学习《礼记》、《周礼》、《仪礼》、《左传》、《春秋》、《毛诗》、《尚书》、《周易》、《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等经典著作。在国子监内，老师向这些留学生讲授知识的方式主要分为讲论与问难，所谓讲论主要是通过老师对经史的阐释加深学生对其理解；所谓问难主要是在儒家、佛教、道家观点争鸣中使学生更加清楚三者的不同之处，以期对儒家学说的见解更加深入。“凡六学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大唐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卷18《鸿胪寺》]留学生在六年的学习期间，如有不遵从老师学习的、三年下第的，以及学满九年没有在朝做官的，就要免除继续学习的资格。

（二）“宾贡制度”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了留学生的学习动机

所谓“宾贡制度”，是指这些留学生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及第，那么就会被授予官位，这是一种以官促学的奖励制度，激励留学生勤问好学，孜孜不倦。在国子监学习合格之后，就可以参加科举制的考试。科举制是唐朝的选官制度，为制科和常科两种。制科不定期举行，通常选拔的是“非常之才”。常科定期举行，下设明经、进士等科目，凡官办学校的学生和自学者，如果考取其中的一科，就可以做官。留学生想要在唐做官也需要通过其中一项考试。在这之中，属进士科最难考，不仅要考经书，还要考察诗词歌赋的能力和对时务的看法。所以有“五十老明经，三十少进士”之说。阿倍仲麻吕能够及第进士科，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重用，也充分证明了他的才学。这次考试的中举，也使阿倍仲麻吕进入了唐朝的官吏队伍。

（三）留学生是通过选拔后才能赴唐求学，素质普遍较高

派遣到日本的留学生是通过选拔的方式产生的，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参与选拔的资格，一般是从中层贵族的子弟中选拔，而奴隶、平民是不能参与选拔的。例如阿倍仲麻吕是中务大辅阿部船辅之子，在日本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吉备真备生长在中下级官吏的家庭之中，其父是卫士少尉下道国胜。另外，因为求学路途中常发生海难，统治阶层的上层人士一般也不愿冒险前往，因此参与选拔的最主要的人群分布在中等贵族中。这样的一群人从小就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并且对于儒家文化也有一定的认知。因而他们来唐后减少了很多由文化和语言差异带来的隔阂，这使得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其中。并且来唐的日本留学生都是具有一技之长或资质优秀的人担任，因此很少会被唐政府拒收。本文论及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皆于公元717年跟随第8批遣唐使入唐。“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89页]。在日本统治阶层的心里，这两位是在所有派遣到大唐的留学生中最值得称赞的人物。

（四）日本统治阶层对留学生非常重视

日本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始于隋朝。公元608年，隋使裴世清奉隋炀帝之命访问日本。完成访问后准备回国时，日本派出一个使节团护送裴世清回国，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总共八人。“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并八人也”[（）汪向荣 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3页]。

唐朝之时，日本政府更加频繁地派出留学生到唐学习。遣唐留学生往往跟随遣唐使一同来华，属于遣唐使团里的一员。在来华的次数方面，共有十六批人先后到唐求学；在来华人数方面，每次都在200人以上，最多一次达到651人。日本在唐期间派遣的留学生之数量、交流之深度与各个朝代不可同日而语。由此说明，每次遣唐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如首先要有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型船只，还要准备足够的淡水和粮食，这对于统治阶层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并且统治阶层对留学生提供求学资助也较多，“各絁卌疋，绵150屯，布80端”[（）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陕西师范大学报，1985年第3期]，相当于给予遣唐副使的赏赐数目，远比给判官的赏赐要多的多。日本统治阶层能够全力支持这种耗资较大的活动，说明对遣唐使以及遣唐留学生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