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悲剧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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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的悲剧性结局

郭嵩焘笔下的英国看似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国家，不论是政治、经济、科教、社会生活，都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郭嵩焘笔下的英国，实际上是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塑造的一个理想国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已经不是他们观念中的“夷狄”了。他们不仅开始了解西方，而且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事物。但这些人在当时只是少数。而且尽管有些人认为西方在器物方面优于中国，但他们不认为西方在文化礼教方面超过中国，他们心里还是看不起西方国家的。所以，当郭嵩焘受命出使时，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是一件屈辱之事。而郭嵩焘当时的思想虽然超过很多同时期的人，但他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种既接受又抗拒的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逐渐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另一方面他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去观察英国，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英国”。一个很明显的事例就是，他认为英国的学位制是中国三代的遗制。其次，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郭嵩焘对于西方的一些事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特别是他对西方议会民主的理解。郭嵩焘谈论西方议会民主，往往是从协调君民关系的角度，因而他所理解的议会民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抛弃其本质特征，而从民本主义的“通上下之情”的角度加以吸收，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成为空壳和装饰品；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坚决反对。”[ 吴宝晓：《初出国门——中国早期外交官在英国和美国的经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虽然他的民主观念有局限性，但在他的时代能有如此的思想，也是异乎时人的。

在《走向世界》一书中写道：“就这样，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郭嵩焘，在他的思想上，与一个封闭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封建专制政治的伦理哲学，与他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级，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也正是因为这样，造就了他人生的悲剧性的结局。郭嵩焘于1879年撤任回国，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点，最后在家乡落寞离去。虽然郭嵩焘有过一些错误的观点和主张，但这些都无碍他作为一个向西方寻求真理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对西方社会生活的考察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各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甚至是矛盾。而一直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观念，使得他们一直将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对他们有着敌视的态度。郭嵩焘也是如此。所以当他走出国门，看到的是一个和他观念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时，他的观念在发生变化，他由最初的反感到后来的逐渐理解甚至是接受。

郭嵩焘在出使途中记录了和英国铁甲兵船相遇的情景，“我船升旗，来船见亦升旗。我船随下旗。来船渐趋而近，两船并行，相距可十馀丈。来船船人皆升桅，舟中乐作。我船复升旗。来船横掠船首而过，我船停轮候之，遂扬帆驰去。WWW.Eeelw.com因询船主：“升旗何也？”曰：“所以告也。”“彼亦升旗何也？”曰：“报也。犹曰公使在船，已谨知矣。”“下旗何也？”曰：“既告，则可以下矣。”“彼船人升桅而立，何也？”曰：“示敬也，犹之列队也。升桅而后可以示远。乐，所以作军乐也，以为列队之节也。”“掠船首而过，何也？”曰：“趋而迎也。停轮者，以示让也。”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9页。]不仅英国人注重礼节，西方其他国家也都注重邦交礼仪，“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91页。]中国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自然对礼节较为重视。而当时很多的中国人都认为，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不懂礼的。郭嵩焘的记载恰恰颠覆了这种观念。此外，郭嵩焘对英国的觐见礼仪也有记载：“赴柏金哈恩斯宫接见君主……其礼有跪一足捧君主之手，以嘴亲之。马格里云：“此初见之礼。”大率武官为多，以所着红衣，武官之服也。又有跪一足，君主拔取侍卫所佩剑，先加之其右肩，次加其左肩。马格里云：“初受宝星有此礼。始跪时犹称密思得，一加宝剑其肩，起则名色克。”[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28页。]郭嵩焘对觐见礼仪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当初马戛尔尼来华引发的礼仪之争，这也是清政府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然，郭嵩焘在英国还参加了很多的社会活动，比如说舞会、马戏、赛花会等等。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士大夫，不论他的思想有多么的先进，突然参加与自己观念中完全不同的社会活动时，都会有本能的反感和抗拒。比如说舞会，刚开始郭嵩焘到柏金宫殿看舞会时，对于那些男男女女相拥而跳，认为是非常的昏乱，不能接受。可是渐渐地郭嵩焘改变了他的看法。在后来的日记记载中，郭嵩焘记载他晚上到柏金宫殿参加舞会，“男女杂沓，连臂跳舞，而皆着朝服临之。西洋风俗，有万不可解者。自外宫门以达内厅，卫士植立，皆有常度，无搀越者。跳舞会动至达旦，嬉游之中，规矩仍自秩然。其诸太子及德国太子，皆与跳舞之列。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其风教实远胜中国，从未闻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80页。]可见，郭嵩焘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舞会规矩秩然，其风教远胜中国。

结语

在晚清中国这样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郭嵩焘作为第一位驻外公使，可以说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敢于走出国门，接触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明习俗，并一一记载下来，为国内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认同西方文明，同时反思自身文明，对西方文明进行积极的吸收和借鉴。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借鉴西方的文明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的态度和所发挥的作用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