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主日学校管理者的践行

分类：论文格式    更新时间：12-11    来源：网络

 在主日学校运动中，创办者推动并使主日学校运动顺利产生，而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上，则主要包括两个角色：教师和组织联盟。他们在主日学校的发展演变中自身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他们与创办者的初衷逐渐背离，并且与下文要提到的接受者逐渐融为一体，并且最终对主日学校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也使主日学校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中国古代的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学校中扮演着传播知识和文化专职人员的角色，他们是紧紧联系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和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的关键纽带，同时，他们也起着沟通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的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主日学校运动中，教师这一群体本身的成分也有先后的变化，这主要是学校运行的资金有限导致的。由于主日学校本身是专门向贫民家庭的子女开放的免费基础教育，这导致学校必然不会向贫穷学生缴纳学费，前面也提到，在初期主日学校的创建和资金的运行主要依靠各种教派人士，以及中产阶级中的人道主义者、慈善家等，但是随着主日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其资金来源需求变大，并也逐渐随之多元化，从而呈现出大众集资的局面。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深刻影响了学校对于教师的聘任方式，由最初的聘请到后期改为志愿性招收，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主日学校的教师大部分来自于原先从这些学校里毕业的优秀学生。而在最初发展阶段时，主日学校的教授工作主要由地方精英和好心的牧师担任，另外，一些日间学校的教师也被聘请兼任主日学校的教学工作，然而，所有这些教师由于自身阶级的限制，实质上很难完全献身于主日学校的学生，这就意味着当主日学校所能支付给他们的工资逐渐变少时，许多教师选择辞职。

在19世纪之后，更多的主日学校开始寻找更合适的教师群体来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其中就以这两种方式为主：一是招收志愿性的教师，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则是来自工人阶级自身，“因为此时主日学校的办学价值和作用已经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普遍接受和认同，所以，招聘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7]。到1851年时，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主日学校拥有带薪教师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2.3%和6.39%，师生比分别为1:12.4和1:14.5，而一般的非国教主日学校中只有不到1%的教师带薪，且师生比为1:5或1:6[8]。从这一数据的侧面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主日学校教师的构成中，以志愿教学为主的教师占据绝大多数。由于他们来自同一个阶级，进一步促进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使其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内部的互相帮助才能尽量使自身阶级变得逐渐强大。二是一种类似后来逐渐发展起来并命名为“贝尔（Andrew Bell，1753-1832）——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制”的一种师资吸收方式，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让一些学习成绩较好而学龄也较长的学生来担任教师的任务，因为这样一来一是减轻了学校得向社会大力宣传并招收新志愿教师的压力，二是节省成本，同时又可以尽可能地教到更多的学生。尽管很多学者质疑这种教师制度的教学质量，我们仍不能轻易否定这种教学制度的重要性。www.EEELW.Com毕竟在当时英国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中，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无可避免地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对于主日学校来说，用这种教学方式既省事省力又能更大规模地完成教学任务，恰好满足了它所有的需要。很多评论家对导生制加以否定更多是因为站在了更为完善的相对来说现阶段教育制度的立场上来考虑，但是历史是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唯有将历史事件与它的过去相比较看它是否更具进步性才是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方法，所以综合来说，导生制在那个特殊时期的作用应给予正面肯定。因此从上述主日学校的师资来源渠道这个角度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来源渠道从中产阶级转向下层群众——工人阶级，它就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从阶级属性来看，教育执行者逐渐与创办者疏远，而日益与受教育者融为一体，这是主日学校在后期发展中产生的重要变化，它间接而有力地促进了下文要提及的以主日学校联盟为主的协会组织的发展，从长远角度看，它还有利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对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产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如上文所说，除了教师，笔者认为还应该讨论一下与主日学校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一些重要人为组织，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推动，主日学校运动才有强大的凝结力不断壮大自身，发展规模日益庞大。他们主要是由学校的创办者以及社会精英创立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主日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协助主日学校筹集资金的社会联盟组织，在其中主要则以主日学校协会和主日学校联盟的规模和影响最大。如果说教师是联系学校、家庭与社会的重要纽带，那么这些协会组织毫无疑问就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中介枢纽。据记载，十年内主日学校协会共向1002所学校的65000名学生捐赠了94000本拼写书、24000本宗教小册子以及5000多本《圣经》，至1804年，这些数字又都翻了倍。此外，从1785年到1805年该协会大约募集到4,100英镑的资金，并全部应用于主日学校的办学之中[9]。然而主日学校协会与后文将要提及的主日学校联盟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对主日学校的教育要求侧重于宗教与道德教育的灌输，规定上课所用课本应为宗教用书或是《圣经》，而世俗教育中的写字与算术是不在教授范围内的，对受教育者来说,如果上课只是教阅读宗教知识，那么去教堂听牧师说教布道就能完全满足这一需求，该协会在筹集资金方面由于宣讲活动不再吸引大众而导致已经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随后它的发展便逐渐缺乏活力，勉强惨淡凄苦地支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另外一个是主日学校联盟，它成立于1803年，主要成员是一些主日学校的积极分子、青年教师，从活动内容上来说它主要是一个旨在管理和组织主日学校日常教育活动的教育性组织。从主日学校联盟的活动特色来说，它主要侧重于创办涉及主日学校师生日常活动的报刊杂志，面向全国各地出售针对主日学校特殊教学情况的各种教科书（如较为基础的拼写书等）。主日学校联盟出售的教科书价格都是非常低廉的。作为一种公开性的机构，它还向全国各个地方的主日学校提供充足可复印的教学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聚会和节日，极大加强了各个学校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促进师资力量的壮大和教师之间的互帮互助，使得主日学校在逐渐成长的历程中趋向独立化和完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