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特点

分类：毕业设计开题    更新时间：01-13    来源：网络

 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由于海峡两岸曾隔绝了将近四十年（1949年—1987年）之久，且至今仍未全面地、彻底地实现“三通”，因而可以说，我国大陆民众也许了解世界，但未必了解台湾。大陆民众对台湾电影的认知就更有限了，而迄今为止，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电影交流因政策原因渠道还是很狭窄的，主要有以下途径： 

  （1）自电影在对方合法地公开放映，例如《欢颜》、《妈妈，再爱我一次》等台湾电影就曾在大陆地区公映。《英雄》、《云水谣》等大陆电影也曾在台湾上映。但与大陆和台湾电影地区各自出品的电影总数相比，能够在对方电影院合法公映的影片数量还很少。 

    （2）通过书籍、报刊等纸质出版物以及网络和电视等大众媒体间接地了解对方的电影。 

    （3）通过海峡两岸电影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来了解对方的电影文化。例如，从1991年起，中港台电影研讨会、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等，为两岸电影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平台。此外，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赴北京电影学院与师生们见面，并将自己的一些影片赠送给北京电影学院，这些活动也促进了两岸电影界的交流。 

    （4）两岸电影界合作拍摄影片。大陆电影人赴台湾，或者台湾电影人来内地，抑或大陆与台湾人电影人共赴第三地拍片，这些活动亦为两岸电影人提供了交流、沟通的机会。 

虽然渠道很多，但其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渠道只对电影圈内的一小部分人士才有效，而一般观众所能采用的渠道依然十分有限。因此，我们所能欣赏到的台湾电影远不及美国电影多，同样，台湾观众欣赏到的祖国大陆1949年以后出品的电影在数量上也远不及好莱坞电影多，这是十分悲哀的事实，更是我们必须警醒并努力改变的现实。 

台湾涌现了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等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华语影片，这其中尤以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尤为瞩目，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我国学术界对台湾新电影研究在80年代后期才起步，由于资料的匮乏，大陆的研究通常是对台湾某位导演、某部影片或某些电影进行零星的统计，缺乏对其全面性、整体性和思想性的研究。1988年，大陆出版了陈飞宝先生编著的《台湾电影史话》，为我国大陆填补了台湾电影史的一大空白，但概述对于新电影运动这块仍然缺少系统地深入地研究，甚至对于整个台湾电影的发展和风格的嬗变也在总体上有所欠缺。应该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大陆对于台湾电影的研究正朝着越来越深入的势头发展。 

总的说来，台湾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发展历程成为华语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陆电影以第五代导演为标杆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而台湾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则以上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为起点，同样在艺术领域在两岸三地拥有众多拥趸，与学术界对香港电影的研究空前高涨的情况不同，对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研究内地学术界在南京师范大学孙慰川教授之前近乎一片空白，仅有陈飞宝老师的《台湾电影史话》对整个台湾电影作出整合，而当孙慰川教授的《当代台湾电影》辅一出版，即成为内地对台湾电影研究的重大成果，全书分为五章，分别采用点、线、面方式对当代台湾电影进行研究，其中第一章《岁月风云中的光阴沧桑——回眸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足印》是面的研究，简明扼要地回顾和评论了台湾电影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1982年至今的台湾电影的最新演变，作出了全面独到的评述。其中，孙慰川教授提出的台湾电影发展中的三次重大转型的观点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而第二次的转型即为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发展，70年代那种逃避主义的创作路线以及“瞒和骗”的造梦电影被摒弃，代替它的是台湾电影进一步正视历史、现实和真实的人生，并逐渐自觉地构筑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电影风格，这种思想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人文关怀具有重大意义。孙慰川老师关于当代台湾电影的大的转型是宏观上把握台湾电影嬗变的脉络，同时对于我们研究新电影运动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尤其是1987年以来，台湾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度、广度、速度和复杂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而这五十几年的台湾电影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影响迷宫，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60年代后期，台湾电影产量曾高居全球第三位，其中在新电影运动期间拍摄的一大批影片或者台湾参与的合拍片曾相继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殊荣，但从总体看，近几年的台湾电影已被好莱坞冲击地奄奄一息，年产量通常只有十部左右艰难徘徊，这不得不说在新电影运动的影响下，台湾新电影从崛起到高潮再到没落，它既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它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因为它对内地电影业很有借鉴意义，对华语电影今后的发展也极富启迪价值。 

其次，在多元化语境下，华语电影如何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资源，并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及其他文明的交流和互动；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电影如何迎接外国电影的挑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娱乐化大潮中，华语电影如何处理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娱乐性的关系——对台湾新电影的研究，将给这些重大问题提供十分有益的启迪，为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